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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被“诈”,互联网公益放大善与恶

撰文/周享玥李逗刘雪儿

编辑 /   董雨晴

在中华慈善日前后脚,各大互联网平台掀起了互联网公益热。今年各大公司都拿出了更多资金投入,顺势带动了人们的公益热情。但乱象也随之而来。有机构为了在这个一年一度最重要的时刻募捐够一定金额,不惜套捐薅平台的羊毛,最终让公益本身蒙上了不光彩的痕迹。想要解除公众对公益长久以来的信任危机,依旧任重道远。

“诈捐”的又来了?

9月5日,腾讯公益宣布拿出史上最大规模的10亿元,对公众捐赠的金额进行一定比例配捐(公众捐一定金额,腾讯等比例配捐一定金额),并首次将99公益日从以往的3天时间增加至10天。而随后的一张网络截图,却掀起了“套捐”的浪花。

这张题为“实锤!公益组织自曝骗取腾讯配捐全流程”的长图,很快引起各方关注。多方发酵下,一则“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回应涉嫌套捐”的话题,甚至在9月7日成功登上了微博热搜。

在上述流传甚广的长图中,一个微信昵称为“明明”的账号于9月5日在朋友圈先后发出了这样一些言论,“你做公益我报销”、“每个微信号最多捐1000(元)”、“已筹集994万(元),冲刺1000万(元)……捐1000元的发证书和截图,联系我报销,又做公益又报销”。

简单说,这些话术都指向了一个问题:套捐,即一些机构组织用户先捐10元,按照规则,腾讯也要跟着捐10元,然后机构再把用户的10元私下退回,最后只有腾讯充当了冤大头。

据投诉人称,该项目系“不要烫伤我的童年”项目,并称“腾讯配捐支持公益组织已有数年,一直有传说称公益组织或基金会提前准备,甚至还有动用公款,抽出资金来假装捐款,来骗取腾讯配捐,但一直没有证据出现……”

在接到投诉的第二天,即9月6日中午,腾讯公益发出通报,表示根据投诉信息,“不要烫伤我的童年”项目涉嫌违反相关规则,平台将对其作出“暂停在腾讯公益平台上筹款,以及冻结其在活动期间获得的由腾讯基金会提供的配捐和激励”的处理措施。

随后,被卷入其中的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也发布调查声明,称其从未发生过动用资金套取平台配捐的行为,且据初步调查,网络所质疑的捐赠人“明明”(网名),系“根据自己对慈善募捐的理解,发布‘捐后为捐赠人报销费用’的言论”。该基金会还表示,尊重腾讯公益的处理措施,将加快调查进度,查清事实真相及时向社会公布。

与此同时,网传当事人“明明”也发声表示,自己本是热心做公益,计划“预算5万元以内,用来报销”,没想到最后自己会被怀疑诈捐、套取公司公款报销。

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暂时还没有定论,但不可否认的是,此次风波确实再一次戳中了腾讯自发起99公益日以来就一直存在和苦恼的套捐问题。

2015年3月,腾讯管理层提出了一个“公益日”的想法,并出于“长长久久”的寓意,将往后一年一度的公益日定在了每年的9月9日。

不过,“99公益日”与前面一些项目有些不同,其定位是通过互联网,为捐赠方和公益机构搭建平台。

配捐这一玩法也由腾讯创立,这一噱头最初直接将活动氛围拉了个满,甚至将原本担心共9999万元的配捐额花不完的腾讯团队成员打了个措手不及——2015年9月7日零时,活动开始仅20分钟,腾讯公益就配捐出了善款两千万,占总额的近20%,导致腾讯不得不临时改动配捐规则,将每人每天最高配捐上限限制在了999元,但接下来每日3333万元的配捐额还是很快就捐完。

一炮而红后,配捐规则就这样被长期保留下来,但“套捐”实际上也随之产生,一些机构开始通过“99公益日”这个机会大薅腾讯羊毛。

不过,“套捐”的背后,实际上是大量草根公益机构长期面临的筹款难问题。一家科技巨头的公益负责人向海告诉AI财经社,由于筹款难,这些社会组织长期因囊中羞涩而无法执行慈善项目,但99公益日的出现让这些组织看到了希望。

山东省济宁市泗水县微公益协会会长孙建涛就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自己在2016年创立了微公益,聚焦精准扶贫,但由于本地人捐赠能力不足,于是微公益在成立当年就参与了“99公益日”,筹款30多万元,此后几年间,其在99公益日筹款额逐渐提升,到2019年一度达到591万元,几乎占据了年度总收益的80%以上,“基本就是靠99公益日这3天的筹款完成全年项目执行”。

对于这一问题,腾讯公益不是没有感知。早在2017年,在第三届99公益日开启的前夜,腾讯公益就突然以警告的口吻发布了一封公开信,表示“杜绝各类恶意套捐、骗捐等违规行为……腾讯公益平台将坚决做到‘查实一单,处理一单’……”。

“ 以前套腾讯配捐这个事情,都是在我们这个小圈子里面流行,没有出圈。”向海告诉AI财经社。在他看来,“套捐”之所以会在今年出圈,一方面是腾讯在99公益日做了好几年后,已经将这个品牌做起来了。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今年有一些实力很强的基金会也纷纷下场,而这些机构的动员能力更强,可调用的资源也更多。他的一位朋友所在的大企业,就要求员工把一天的基本工资全部捐出去,引发了大家的质疑。

借此话题出圈,有网友表示,“现在已经不愿意相信这些所谓的慈善机构”,“今天正在单位‘被’捐款”,也有网友喊话,“能不能公布明细到一分钱”。截至发稿,该话题阅读次数达5303.3万次。

慈善募捐,为何总闹幺蛾子?

诈捐活动之外,慈善募捐上一次掀起舆论风波,还是多年前的郭美美事件。这个炫富女孩的出现,不仅给了慈善领域沉重一击,同时也加深了大众对慈善事业的怀疑,对慈善组织、公益组织的信任降到了冰点。

公众对慈善的误解加深,不是没有缘由的。这些年来,一大批假以“慈善”之名的名人们,大多被拉下了神坛。随着虚假慈善的揭露,慈善组织遭到大众的口诛笔伐,民众的慈善意识开始滑入另一个极端。一些慈善组织的名声,逐渐和“贪腐”、“不规范”、“不透明”这些特性绑定起来。

最常被人诟病的一大问题,便是“挪用公款”。很多人来看,慈善组织并不以营利为目的,资金源自捐赠,用于慈善,这中间不应有任何费用。慈善,被天然地贴上了“理想化”的标签,但人们却忽略了这中间产生的必要性费用。

老百姓们认为,自己捐款的部分钱被慈善组织花掉,这太不可思议了。但就像任何一家企业的运营和管理,都离不开管理费用支撑一样。慈善组织的运作,同样需要工作人员打理、运营,才能将物资及时运送或发放到捐赠对象手中,这就必然会带来一定的管理费用。

一位长期关注慈善领域的研究人士陈刚对AI财经社表示,“大家对慈善组织有一种天然的直觉,就觉得它是有道德的,但我们太多强调道德,而忽略了它的职业化。我们应该在职业化和到道德化之间找一个平衡,要让公益组织更加良性健康发展,而不是把慈善行业的人都得当成“苦行僧”对待。”

向海也表示,其实方方面面都是有成本的。“我之前在的公益机构,一个硕士生,只有几千块的收入。但有些人就认为,做慈善,你们就应该一分钱都不拿,但我要说,这个不会长久。公益要做好,需要市场化运营。”

为了慈善组织的良性运转,我国《慈善法》规定,具有公募性质的慈善组织管理费不超过10%。也就意味着,公募慈善组织收取100万元募捐费,可以最高收取10万元的管理费。而对比美国来看,慈善组织最高可以把善款的46%用于工作人员薪酬,同时享受免税的优待,因此国内这个比例并不算高。但由于国内之前出现的一些丑闻事件,公众并不认可。

虚假募捐信息、善款流向不明等问题让公益缺乏公信力,同时也让人们苦于捐款无门。

慈善公益的难,是信任之难。为了解决捐款无门的障碍,不少企业家和明星也曾相继成立公益组织,比如,成龙的”成龙慈善基金会”,牛根生的”老牛基金会”等。只不过,多数基金也都因缺乏民众信任,最终无声无息了。

李连杰的壹基金就是前车之鉴。2012年,李连杰壹基金便被曝出了”丑闻”。据媒体此前报道称,壹基金在建设”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项目时私自挪用了公众善款2000余万元,尽管壹基金事后对此进行全力解释,但是依然无法免除引发的信任危机。

公众对慈善组织的不信任,让公益组织陷入了生存的危机。另一方面,个人无法直接参与到公募渠道中,也成为阻碍个体参与的重要原因。

2016 年《慈善法》出台之前,我国基金会分为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而只有公募基金会才能对社会公众筹款。《慈善法》出台后,开放了公开募捐资格,慈善组织依法登记满两年后就可申请。

据陈刚等在内的业内人士介绍,目前参与到公益的主体依然是企业们,但长期来看,公益事业的长久发展,离不开大量公众的参与。

陈刚认为,大家现在对慈善事业的重视,都是拿来当作行业的年度盛事去讨论。但这么久以来,慈善组织在社区的耕耘是比较差的,在基层社区的关注度很少。而慈善也不仅仅是为了响应疫情、洪灾等特殊时期,而是应该成为一种日常理念,深入到日常生活中。一个社会组织的活力,靠的是社区。每一个人都生活在社区里,只有基层组织对慈善的感知明显,意识有所加强,才能形成慈善事业的正循环。

互联网做公益,善恶都被放大了

在一定程度上,腾讯公益降低了做公益的门槛,让更多普通人参与到了公益中来。在这个过程中,也的确解决了基金会的燃眉之急。

原来,公益基金会的筹款一般来自三块,政府、企业的定向捐赠,以及公众。向海告诉AI财经社,“理论上,最好的是公众的钱,因为比较稳定,便于后期健康运营。”而政府和企业往往是按定制项目募捐,募捐来的资金有时占到一个机构总资金池的三分之一甚至一半,但项目结束后这部分资金也就没有了。因此,在公众加入募捐大军前,许多机构难以长时间维持下去。

但问题在于公众对基金会的运营机制不太了解,大的互联网公司公益平台正好能促进公众的参与。

在业内人士看来,腾讯做公益的初衷是好的,但眼下的制度漏洞也是真实存在的。

“这不是腾讯被骗,而是腾讯设计的这种配捐机制,以及为公益配置的更多流量,也就是更多公众参与的机制,加上人性的弱点,被薅羊毛似乎很难避免。”一位业内人士就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聚焦到这次的焦点“99公益日”上。“造节”做集中宣传无可厚非,因为能短时间吸取公众注意力和多方资源,争取到最大的募捐效果。

事实也是这样,腾讯公益平台2007年成立,累计筹款130亿元,其中“99公益日”做了六次就筹到62亿元,占了一半份额。今年“99公益日”力度更大,从3天扩展到10天,腾讯基金会的资金投入也从3.999亿元跳跃式增加到10亿元。

向海表示,由于公益机构筹款难,没有很好地面向公众筹款的平台和机制,99公益日让他们看到了希望,但也完全依赖这个节点,恨不得在活动的3天中筹到全年的款项。

“如果仅仅是每年一次运动式的筹款行为,强迫大家捐款,这件事情就畸形了。腾讯对公众传达的慈善理念应该是细水长流的,需要引导公众成为长期捐助者,比如这次活动动员了100个人,可以转化10个人长期捐助,以每月几元甚至每年10元的方式做公益,长期关注一个基金会,收到它的项目进展报告,然后长期支持它。”向海说。

向海也特意说明,现在慈善机构项目进展的报告不够。举例来看,如果一整个项目筹集了“10万元”,披露的颗粒度是这10万元的使用情况和资金流向,但还未细到个人捐赠的“10元”。

一位有十多年经验的慈善观察人士袁青有不同的看法,“99公益日每年规则不太一样,有人说腾讯制定规则不合理,但他们也都是和公众、专家征集意见出台的规则,配捐初衷是为带动公众参与,不是为了激发人性的恶。”

相比之下,袁青认为互联网公司公益平台能做的改变不多,更应该关注的是中国公益组织的社会化募捐意识和能力不足的问题。

在我国,公募机构仍是少数,非公募机构只有和公募机构合作才能获得非特定社会公众的捐款,或者通过定向募捐、出售服务和产品、投资等其他方式取得收入。

“眼下的情况是,大部分组织都没有公募资格,而有公募资格的公募机构做社会化筹款的能力和意识还不足,国外同行能上街或上门募集,我国这些组织做的很少,相比之下套捐来钱快还省力。”袁青告诉AI财经社。

当然,互联网公司做公益也在不断加强规范,比如腾讯公益就从只关注捐钱延伸到后续项目执行。

一位有10多年经验的职业公益筹款人透露,腾讯公益是最早拿出公益机构财务透明披露标准和机制的平台之一,也只和中国头部公募基金合作,是不错的参与公益的渠道。一位在平台上捐款1年多的用户还发现,平台更新的进展里包括预算报告,里面甚至贴出了每笔费用的发票。

相比直接对接项目,腾讯做公益更大的优势,可能在于对公益行业的数字化改造。

公益机构的数字化低到什么程度?腾讯公益相关人士告诉AI财经社,他们曾要求所有机构做数据披露,以为这不过是“举手之劳”,哪知道有的一线机构都做不到用Excel记录,甚至很多机构用笔记账,发生不少缺漏。而技术正是腾讯的优势,也是促进慈善透明化和带给公众正反馈的最好载体。

当然也需要提醒的是,当目前承担社会责任和促进共同富裕成为企业的重要任务时,互联网平台做公益需要更加谨慎和周全。

(向海、袁青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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